1980年代的爱情读后感(读后感,年代,爱情)

1980年代的爱情读后感

《1980年代的爱情》的“代序”写道，这是一本在文字的灵动性上可以媲美《围城》的小说。作者野夫是一个有着丰富人生经历的人，做过知青、蹲过监狱。在我眼里，他还是一个有着很强反叛意识的人。开始的时候，我只是对这本小说的题目好奇，80年代的爱情，它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小说是一则“雯”和“雨波”的爱情故事。最开篇，大学生“雨波”被分配到乡间当村干部，在小镇上巧遇了过去的高中同学“雯”。“雯”没考上大学，只当了一个镇供销社的售货员，但她却是一个有修养、有才气的女子。“雨波”在镇里住了半年，他与“雯”的感情日渐加深。中间有几句诗让我很受触动：“亲爱的，请给我一个家一座厝放游魂的灵塔不会坍塌的床，对着湖山如画悠闲的晚餐是无尽的情话……只给我一句许诺、一声回答就跟你相誓，牵手走遍天涯”。就几句诗，虽然简短，让我心里忽然有了一种恋爱的感觉。然而，故事的结局，却并不能让有情人终成眷属，相反，却是一场劳燕分飞大悲剧。“雨波”最终选择离开了小镇，而“雯”似乎也看不出有太多的伤感，甚至都没有挽留他。她只是祝福“雨波”，希望他能在大山之外有更好的前途，最后平静地目送他离去。看到这儿，我又忽然感到一阵一阵地心痛。

80年代末，那场“**”，却将“雨波”投进了监狱。几年后，他被释放出狱，回到故乡，就在他打算将父亲骨灰的时候，命运却让他再次与“雯”不期而遇。这次，“雯”毫不犹豫地把自己的身体给了这个饱经风霜的男人。我想，这应该是她在用一种女人特有的方式来安抚他、宽慰他，希望两人的肉体结合，能让他重新振作起来。不过，此时的“雯”已不再是往日那个含羞带笑的青春少女，她已经变成了一个带着孩子的妈妈，偏偏又碰上丈夫几年前死于车祸。可她什么也没对“雨波”说，她只是把自己给了他，却又不由分说地决绝了他的爱意。最后，她塞给他一把钱，让他去北京，并决绝地告诉他，以后谁也别再打扰彼此的生活。

若干年后，“雨波”再次见到“雯”。而这次见面的场合，竟是“雯”的葬礼！他得知了一切真相，如梦方醒。他在“雯”的遗物里，看到了高中时自己写给她的情书，每个折痕都保持当时的印记，他落泪了，他嚎啕大哭起来，突然感到天地在剧烈地翻滚，仿佛要把他的心肺肝肠，统统搅拌成飘洒的雨滴，洒向空中，渗进泥土，随着“雯”一起钻进地心里去。

再后来，“雨波”收养了“雯”的女儿。一天，在北京街头，父女俩忽然听到远处飘来一首曾经熟悉的歌曲，那是一首他曾经弹着吉他唱给“雯”听过的老歌。父女俩静静地听着这首歌，女儿，轻轻地把头依偎在父亲的肩头，就这样，在街上站了好久好久……

看完这个故事，心里暖暖地浮现出两个字：成全。这就是“雯”对待爱情、对待爱人的方式。它十分地与众不同，因为大多数人更愿意从“得到”来想象爱情，认为“得到”才是爱情真正的、最好的归宿。可是在“雯”那里，爱情，却是成全自己最心爱的人。这大概就是作者所要说的，这就是那个时代的爱情所带有的历史痕迹。

顿时，这让我对80年代肃然起敬，并且渴望，我的生命中也能遇见一段这样的有价值、有尊严的爱情！

第二篇：马不停蹄的忧伤——小说《1980年代的爱情》读后感

马不停蹄的忧伤

——小说《1980年代的爱情》读后感

一直固执的认为男人如果要看小说，应该看些具有宏大叙事的，或者广阔历史背景下展现人物命运之类的书。路遥的《平凡的世界》、都梁的《血色浪漫》、王跃文的《大清相国》，都是我喜欢的类型。

就像“鱼香肉丝”里面没有鱼一样，野夫的小说《1980年代的爱情》不一定只有爱情，或者说作者用了一个言情小说的名字，来讲述了特定年代里的一段悲情人生故事，以一根名为爱情的红线，栓住了读者的心——隐忍与坚持，等待与错过，爱与放手。我们的过往，何其相似。

对于中国和中国人来说，1980年代是注定无法忘怀的一段过往。它是广大“公知”至今神往的“自由时代”，他是萨特、弗洛伊德、尼采，他是朦胧诗、伤痕文学，他是喇叭裤、蛤蟆镜、霹雳舞，他是邓丽君、港台武侠和琼瑶阿姨，就像作者在小说开头写的那样，他是“20世纪唯一一个美好的年代”。这种美好，对于小说的主人公关雨波来说，开始于1982年秋天，发生在鄂西一个名为公母寨的土家族乡镇。 故事情节很简单，大学毕业的关雨波告别了省城的女友，被分配到偏远的公母寨——“一个穷愁潦倒的乡野”，邂逅中学的暗恋对象丽雯。关雨波展开追求攻势，被雨雯婉 1

拒，但雨雯在生活上给予关雨波周到的照料。寒冬时节，关雨波调离小镇，无奈放弃这段美好的情愫。多年以后，当年意气风发的大学生经历人生浮沉，落魄回乡取父亲的骨灰之际，再次邂逅雨雯。雨雯毫不犹豫的帮他树立了生活的希望，却隐瞒了自己的际遇。数年之后，主人公关雨波成为了京城所谓的成功人士，意外的收到了雨雯因癌症去世的消息。一位同学告知了1982年那个寒冬之后雨雯的经历——结婚、丧夫、寡居、罹患癌症。1982年的婉拒，和多年之后鼓励他重新站立起来，雨雯用牺牲自己爱情的方式，去成全关雨波——一位文革后首届大学毕业生的前程。由此看来，雨雯对关雨波的爱，是只要他好，而愿意无条件的付出，令人唏嘘。

在小说的代跋《讲故事的手艺人》短文中，作者坦诚自己讲故事的手艺最初源自煤矿医院中那些因工负伤致残工人的口述故事。在笔者看来，小说《1980年代的爱情》可爱与可读之处，却不在于故事，而在那些或行云流水、或天马行空的文字，有着刻骨铭心的效果。

故事的开始，描写主人公初到公母寨时，“80年代初，山中的乡镇公路像是结绳记事的麻索，疙疙瘩瘩地蜿蜒在山谷之间。一辆三十八座的旧客车，近乎是一个浑身叮当作响的货郎，费力而又间歇着行走在那山路上”。结绳记事、货郎，聊聊几个词，道尽了公母寨的古旧、偏僻、闭塞，向读者准确无误的传达的主人公此时的情绪——货真价实的应

届大学毕业生，从城里分配到这样一个穷乡僻壤，内心郁闷之极，一副明珠暗投的负气模样。

主人公第一次在公母寨供销社买酒时，陶醉于一个窈窕身姿的背影（雨雯），喊了一声“同志”，然后等待“她”的回身，“我手上的表滴答滴答，仿佛和心跳在赛跑一样地轰鸣在那寂静的一刻。多么漫长的一瞬，她挣扎着像从前生转世一样，艰难脱胎地回过头来”。这种转身在影视作品中多是一个慢镜头，然后四目相对，而作者用“滴答滴答”的手表秒针走动声音，让须臾的等待显得静谧，“艰难脱胎”的表述，此种等待更显得漫长，令人跃跃欲试、躁动不安，主人公的期待之情跃然纸上。

在描写雨雯做晚餐的场景时，作者这样写道，“她把火盆点燃，红泥黑炭，照亮了寒山中的落寞。她在炉上煨鱼汤，做饭菜，我呆看其身影娉婷，利索地打点着那些青葱白蒜”。80年代初期，主人公他们的青春荒年里，一道简单的鱼汤，显得那样色彩绚烂、纯真浪漫，连主人公都感 ……此处隐藏7280个字……种和美的生活、舒畅的人性世界;他也没有回归批判与启蒙的乡土叙事,虽然乡土叙事也指向人生苦难。路遥把苦难的深切感受作为主要叙述对象,将革命叙事中的人民性泛化了,爱情和劳动在黄土高原美丽的风景画和风情画中成为叙事的核心。他不讳言自己和高加林们相一致的恋土情结,将艺术和生命的根深扎在黄土地上,体现出一种地之子的苦难情怀。这种苦难意识体现出的个性、人性光彩非常可贵。路遥最大限度地探询了在人民性中寻归人性的可能。社会风云、乡间农事、儿女情事、生命个体境况都有朴实的景物穿插其中,景物描写中透露的是本真的地之子情怀。从小说的景物描写中能够感知到的叙事者是一个与这片土地和土地上的生存有密切联系的人,他似乎就生活在叙事场景中,在临场说话。他所叙及的人事是他的兄弟姐妹,父老乡亲。因而,美是生存体验到的朴实的美,苦难是个体奋斗和命运抗争中的苦难,带有切身之痛。那是一些粗糙的情绪和事实,但是正是这种朴实,在苦难的激荡下升华为带有个体体验意味的生存的崇高。这种崇高不同于革命叙事中程式化的崇高,给80年代的审美空间带来了新鲜空气。

当然,小说除了个体生存和命运抗争,除了爱情渲染和亲情描摹之外,还写到了政治。路遥似乎想缔造一首史诗,他的崇高精神里不可避免带有人民性崇高的痕迹。在真挚的情感投入中,路遥描述的社会历史长卷尚缺少更清醒、更深刻的历史意识;在激情澎湃的叙写中,粗糙的审美情绪中包含了红色审美逻辑的污染痕迹。路遥的劳动美体验除了个体性崇高以外,也带有红色审美方式的伤痕,路遥写一个荒唐的时代,却没有超拔出那个时代;他描写永恒的劳动精神,把它当作可以延续的超历史的东西,在描写这种延续时,他的审美品格也感染了一些工具性毒素。路遥身后,90年代后半期,城乡结合部的生活状况再次进入了作家们的表现视野,这就是所谓”现实主义冲击波”。但是,相对于路遥人性与诗性探察相结合的努力,他们的创作已经失去了许多宝贵的东西。

路遥在苦难体验中对党性崇高所做的人民性和个体性移植,在莫言的审丑意识中变为一种

“艺术的野性反抗”[5](p113)。80年代的审美形态中因为有了莫言而格外不同,很大程度上是他在小说叙事中贯注的具有生命意味的审丑行动。

莫言最初的小说是想区分审美体验中的不同层次,当他在《民间音乐》里用音乐把小瞎子和花茉莉联系在一起的时候,就已经突破了《春夜雨霏霏》中的那种单薄的纯美,将丑纳入小说叙事,以补充审美层次,提升审美境界。与音乐相连接的自然景象提升的审美世界映照着人世间的美丑,小瞎子在马桑镇的地位发生了变化,“人们欣赏畸形与缺陷的邪恶感情已经不知不觉地被净化了”。《红蝗》中,审丑意识充斥叙事全过程,审丑和审美糅合在一个叙事空间。而能够给这种糅合提供和谐的可能性的,只有生命的流动。在狂欢式的生命感受中,莫言对野性、血性、族性的膜拜充斥了更加狂放的生命力,力图在审美感受上回到本原。莫言在充满哲思和诗意的美妙乡间景致中写四老爷的排泄,这种强烈的反差渲染出极为个性化的叙事情绪,生命的个体意志在审美行动中宣泄出来。在自然景物的衬托中,丑陋实际是作为一种审美体认对象纳入了审美活动中,叙事为丑提供了美的审视景致,并依靠生命和故乡的赞颂糅合在一起。莫言的狂欢在对历史的个性体认中实现了审美习惯的颠覆,但并不刻意表现为反语———最多只能算是一种深刻的小说修辞意义上的反讽。所以,莫言没有对故乡人事抱以启蒙姿态的批判立场,他不是回归到“鲁迅风”式的乡土精神,倒是更多回到了沈从文式的生命体认,回到田园牧歌中去了。

但是,《红蝗》并不是止于生命本真的牧歌情怀,它的“自然丑”的美感转换在“一定的语境范畴内是可以赋有特定的内涵的”,[6](p181)当小说将一片热土作为一种生命感受的支撑的时候,如果他混淆了美丑、达到了审美的个性迷狂境界而没有驳讦和嘲弄,那么他的野性的反抗究竟将潜在的矛头指向了哪里?当太阳从荒地东北边缘上升起时,叙事人站在家乡的荒地上,“感到像睡在母亲的子宫里一样安全”。四老爷一个美丽如梦幻的春天的情事被叙事人用第二人称讲述出来,小说的家族叙事已然很牢固地挂靠到生命体认系统的家族中去了。在几近于人类意义的生命感悟中,叙事人认定“梦幻与现实、科学与童话、上帝与魔鬼、爱情与卖淫、高贵与卑贱、美女与大便、过去与现在、金奖牌与避孕套”互相掺和的世界是个完整的世界。与苦难和丑陋相对应的批判力度被生存关怀和文化审察消弭到了底线以后,这种激进的审美行动到底对抗了什么?革命的“崇高”景象在鲜活的个体生命面前成为一挂皮囊。从这个巨大而又漫长的骗局中醒来的作家,不再对革命意象的各种载体报以纯美的注视,而是拥抱了能够给他们真实感、甚或是慰藉的丑陋事物。拉美文学“爆炸”和中国小说审美的历时激变产生了共振。正确认识这个时期小说的审丑冲动,契机也许隐藏在对一个审美生态转接期的历史回眸中。莫言的审丑式审美取向在《红蝗》之后便回潮,走向中庸,偶尔闪露着他不安分的审美天性,但再也没有达到《红蝗》那样的审美迷狂;韩少功意识到“油菜花的灿烂金色,意味着我们追肥时的臭味烘烘,意味着我们收割时的腰酸背痛和血泡满掌,意味着油榨房里没有尽头的吱吱呀呀碾磨声,还有震得脑子里一片空白的当当榨响”。(《昨天再会》),不会体认到路遥式的崇高。情绪就在红色审美幽闭的突然性释放中爆发出来,这种爆发冲撞了庸常的美学逻辑:“丑本身不会激起审美情趣,丑只有在经过变形,经过对照、经过谴责之后,才可能激起审美情感。”[7](p141-142)在莫言那里,审丑情绪可以理解为愤激潜流的疏泄。莫言们的审丑不是审美的艺术变形,不是审美技术的提升,不是追求思想对阵,而是一种诗性的情绪化的矫正。红色审美幽闭后的审美生态空间需要这样一些“文学顽童”来恢复它窒息太久的生机与活力,真正能够标本兼治的药方只能是加强审美对抗力。

80年代文学已经获得了一段历史距离。它所留下的光荣和遗憾已经可以使我们意识到:对80年代文学而言,在文学个性追寻和艺术诗性救赎中,再没有比一场先锋性的审美革命更好的策略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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