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社会行为的眼睛效应

现实生活中，人们总是会关注别人对自己的评价，当发现自己正在被他人观察（或者可能会被观察）时，就更倾向于表现出亲社会行为（Bull & Gibson-Robinson, 1981; Kurzban, 2001）。亲社会行为(prosocial behavior)泛指一切符合社会期望而对他人、群体或社会有益的行为,主要包括合作、分享、助人、捐献、谦让、安慰、同情等。Haley和Fessler(2005)首先在研究中发现了亲社会行为的眼睛效应，即眼睛图片的呈现能增强亲社会行为，此后的大量研究结果也支持这个观点（Bateson, 2007; Burnham, & Hare, 2007; Zoi Manesi1, Paul A. M. Van Lange1, & Thomas V. Pollet, 2016; et al.)。

1 研究范式

实验室实验中主要采取的是经济博弈范式，通过被试的决策考察其亲社会行为，也有人通过研究志愿服务、慈善捐赠等助人行为来考察亲社会行为。最经典的是Haley 和Fessler (2005)的研究，他们在独裁者博弈任务中给实验组的被试呈现荷鲁斯之眼(Horus eyes)的图片，结果发现被呈现眼睛图片的被试将钱分给对方的可能性更高, 同时分给对方的钱数也更多。Burnham 和Hare (2007)用公共物品博弈的范式也发现了同样的效应。但是Daniel Nettle（2012）在研究捐赠行为时，却只发现眼睛图片的呈现只增加了被试捐赠的可能性，但没有增加平均值。

后来，研究者们渐渐将研究场景设置在实验室之外，进行亲社会行为的眼睛效应的应用性研究。Bateson 等人(2007)较早在公共场所进行眼睛效应的实验, 他们在茶和咖啡的付款通知上贴有眼睛图片，让顾客自觉把钱投到诚信箱(honesty box),结果发现看到眼睛图片的顾客支付的费用更高（支付费用中包括捐款），在自然情境下验证了眼睛效应的存在。而Melissa Bateson和Luke Callow等人（2013）是在自行车停放区的柱子上贴有醒目的含眼睛或不含的海报，将传单绑在各辆自行车的不同部位，记录乱扔垃圾和不乱扔垃圾的人数。结果发现，现场垃圾的存在增加了乱扔垃圾的概率；当附近有更多人的时候，眼睛图片的呈现才减少了乱扔垃圾的现象；但是没有证据能够证明眼睛图片和扔垃圾行为的相关。这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眼睛效应，但是也反映了现场实验的缺陷，在室外研究者很难控制其他干扰变量。

2 心理机制

虽然众多研究者对眼睛效应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但目前为止，关于眼睛效应的心理机制仍然没有一个统一的定论。

名誉机制的观点认为，人们会因为考虑名誉而改变自己的行为。名誉给人带来即时或潜在的奖赏，对奖赏的期待使人产生一系列亲社会行为。例如，在Oda 等人(2011)的研究中， 被试首先进行独裁者游戏任务，游戏结束后再完成一个问卷，考察他们在分配金钱时的想法， 结果发现在呈现眼睛图片的条件下，独裁者分给同伴的钱数明显多于控制条件，并且这种效应是以对奖赏的期待为中介的，即被试由于期待自己的行为能够提升他们在别人眼中的名誉， 进而表现出更高的亲社会性。

规则心理的观点则认为，人们害怕因违背社会规则而受到惩罚，所有倾向于按照环境中的规则行事。眼睛线索增加了人们对违规后的惩罚的感知度，为避免遭受惩罚，形成了学习和遵守社会规则的心理机制。

对于眼睛效应的这两种不同观点，学者们做了进一步研究。通过对独裁者博弈任务下的眼睛效应研究进行元分析，Nettele等人发现，眼睛线索仅仅是让独裁者按照社会规则的要求增加分配金钱的可能性，而不会增加分配的金钱数额。Oda等人则从亲社会说谎（prosocial lying)的角度，考察眼睛线索对亲社会行为的影响。亲社会说谎指的是一种有益于他人或社会的说谎行为，在该研究中，被试通过投掷骰子的数字大小来决定实验室向灾区捐款的金额。结果在眼睛线索条件下，被试更可能选择按照实际投掷数字捐款，而非夸大掷出的数字增加捐款数额。这表明，眼睛线索更可能引发人们遵守规则的意愿。但也有研究者得出了相反的结论。Bateson等通过比较不同规则下眼睛线索对扔垃圾行为的影响，发现眼睛线索对清理垃圾行为的提升不受当地规则的影响，名誉机制更能解释眼睛效应的存在。

对于这些看似互相矛盾的研究结果，损失——奖赏的鼓励模型（The arousal: cost-reward model)为我们提供了更高层面的解读。该模型认为，眼睛线索增加亲社会行为的过程实质是对回避损失和获得奖赏的权衡过程，这两种心理机制并非对立，而本研究想探讨的正是在xx情景下，眼睛效应通过何种心理机制影响个体的亲社会行为。

3 影响因素

虽然眼睛效应是一种相对稳定的心理现象，但其存在是有条件的，不同研究者对其出现的边界条件进行了探索，这些影响因素可以分为实验的客观环境和被试的个性特征。

一类是实验的客观环境，限制了眼睛效应在什么时候发生。实验情境的变化会影响眼睛效应。眼睛效应的早期研究多是在实验室中进行的，被试所处的实验环境相对单一。随着现场实验的增加, 研究者发现了环境这一重要的调节变量。Ernest-Jones 等(2011)在一个大学咖啡厅中张贴附有眼睛照片的海报，考察被试在用完餐后主动清理桌上垃圾的行为，结果发现当咖啡厅中顾客较少时，人们清理垃圾的概率会增加。Ekström (2012)以及Powell 等人(2012)的研究同样得出了这一结论，即周围人数越少, 眼睛效应便越强。原因可能是当现实环境中的潜在观察者较多时，真人引发的被观察感所产生的影响要远大于观察线索, 眼睛线索的作用就变得不那么凸显了。还有研究表明黑暗环境也会使眼睛效应失效(Tane & Takezawa, 2011)。这可能是因为黑暗环境消除了自己的行为会被他人观察到的顾虑。所以在被试所认为的不会被观察到的环境中，眼睛图片这种微弱的观察线索就不足以激活亲社会行为。还比如匿名环境，Raihani 和Bshary (2012）在网络上实施独裁者博弈研究时, 就保证了实验的绝对匿名性, 其结果便没有发现眼睛效应。除了实验情境，任务类型对眼睛效应也有一定影响。Baillon 等人（2013）发现眼睛效应更可能出现在互动型任务，而非个人选择任务。此外，不同的眼睛图片的影响程度也是不同的。只有直视的眼睛图片才能促进被试的亲社会行为，斜视的或者闭着的眼睛的图片均不能引起眼睛效应（Zoi Manesi1, Paul A. M. Van Lange1, & Thomas V. Pollet, 2016）。

另一类是被试的个性特征，限制了眼睛效应在什么人群身上发生。Pfattheicher 和Keller (2015)在实验中考察了被试的公众自我意识(public self-consciousness)对眼睛效应的影响。公众自我意识是个体对作为社会个体的自我产生主观认识的程度，公众自我意识较强的个体往往对他人的评价十分敏感，更关注于自己在他人眼中的形象，其行为更容易受到他人评价及环境的影响。他们发现，只有在强公众自我意识的被试身上出现了眼睛效应， 他们在眼睛图片呈现时的捐赠额度更高。此外, Keller 和Pfattheicher (2011)、Pfattheicher (2015)还从自我管理倾向(self-regulatory orientation)的角度出发, 分析了防御型聚焦(prevention-focus)和促进型聚焦(promotion-focus)两种不同焦点调节倾向个体的眼睛效应。